十九大观察——“安全”之下再无完卵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简称十九大，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大会开幕当天，习近平用了3个半小时宣读了约3万字的报告，报告向世界传递了习近平执政下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回顾与走向。习近平在他的首个五年任期里，有步骤的构建起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国家安全机制。监察体制下的反腐制度化，对人权活动的残酷镇压，意识形态和对信息和网络的过分钳制，以及对民间社会的新一轮党团渗透都直接反映习近平希望重新将中国置于其强有力的控制之下。十九大的作用只是把过去五年中国所经历的和未来即将经历的，通过文字作了进一步确认罢了。

关键词：依法治国、人权、互联网治理、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国家安全

依法治国与人权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人们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

——摘自十九大报告

在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权”的概念出现了一次。众所周知，人权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极度敏感。习近平在其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出民主、自由、法治等概念，然而，一旦将其冠以中国特色，或是社会主义特色便不可避免的与其字面意思大相径庭。以“法治”为例，尽管在习近平的报告中提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但事实上反映出的却是“法制国家、法制政府、法制社会”。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立法热情不断高涨，中国政府通过新的法律规范人们日常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7年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地做意识形态工作，坚决与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周强的表态显然与中国政府所提倡的“法治”背道而驰。缺少了司法独立的法治，谈何限制政府权力，司法公正及保护公民不受政府迫害。即使此刻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人权，也同样少不了中国特色，成为缺乏权利保护的人权。

就在十九大召开期间，由五位独立专家组成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告诉中国，中国政府对709案中胡石根、周世锋和谢阳三名活动人士因为促进人权而提出指控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该小组也呼吁中国政府将他们释放并给予赔偿。然而，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对其侵害“人权”的指摘，常常不屑一顾，对国际声援充耳不闻，并拒绝作出回应。709之后，中国政府对人权捍卫者的残酷镇压（拘留、逮捕、判刑）远甚于习近平的前任时代。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中国的人权工作万马齐喑。有理由推断，下一个五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会比如今面临更严峻的局面。

信息自由及表达自由

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

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意在加强对互联网的审查与控制。并将意识形态控制和互联网控制结合起来。落实意识形态的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摘自十九大报告

公民与政府争夺网络舆论空间的博弈从未停止。网络控制的加强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严厉控制的又一举措。这在十九大的报告中亦有体现，习近平称，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时在报告中被提到的，还有意识形态控制。俨然中国政府已经把网络作为其意识形态影响和控制的重要战场。201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网络安全法》；十九大之前，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一套新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然而立法并不是中国政府网络钳制的唯一举措。网络实名制，工信部大肆关停VPN服务，攻击不受监控的社交媒体Whatsapp等，加上难以逾越的GFW，中国互联网俨然成为世界最大“局域网”。另外，因网络审查带来的对信息自由及表达自由的践踏亦十分严重。山东司法厅在2017年9月22日，便以祝圣武律师通过新浪微博“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为由，宣布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中国更无网络自由和安全可言。

略显讽刺的是，中共十九大新闻中心召开两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重点谈论中国文化自信，意在彰显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取得的重大进步。“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进一步的强化了意识形态控制。由此可见，中共一方面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大肆宣扬意识形态的文化和出版成就；同时加强民间舆论管控，拒绝一切带有西方价值观的“不良言论”和“错误言论”。然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种文化和思想交融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根深蒂固，如此强调意识形态的舆论和网络控制究竟带来多大的社会张力尤为可知。隐约可以感到，新一轮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言论空间重构之间的惨烈博弈已迫在眉睫。

公民社会及结社自由

推动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从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

——摘自十九大报告

在习近平的报告中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二是宣传党主张、贯彻党决定。习近平把加强党团建设当作是加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并强调了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并使其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并建立党组织并发展党员。习近平的这一表态，无疑将社会组织定性为党的“跟班”、“伙计”，要时刻“跟党走”，“听党话”，甚至需要扮演维稳的角色。这与“公民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也可想见，拒绝与党和政府合作又缺少官方注册身份的其他社会组织便难逃关门的厄运。《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限制了在中国境内筹款困难，依赖国际NGO和基金会合作的独立NGO的生存处境。这类组织多数关注政府认为敏感且官方慈善组织避之惟恐不及的人权议题。然而在一轮又一轮的定点清除之后，此类NGO在中国已难觅踪迹。现如今大量具有合法身份，且官方认可的NGO受中国政府和境内企业资助，同样受到年检的政治束缚，完全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大量的社会组织自愿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及对政府的监督意愿和推动政治改良的热情，彻底瓦解了中国公民社会的结社自由。

十九大对社会组织的表述，只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打压，以及通过扶植官办社会组织对社会再控制的一个缩影。他们有步骤的通过立法及“依法治国”将原本薄弱的公民社会铲除殆尽，从而造成了“党”及为党“代言”的社会组织控制民间社会的局面。

国家安全

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国内外形势变化，根据新的实践对国家安全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自十九大报告

国家安全的概念在习的十九大报告里被反复提及多达55次，由此可见习对国家安全的重视。这似乎在强调目前的中国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也”。习近平也在他的首个五年任期里，有步骤的构建起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国家安全机制。纵观习近平五年来的施政举措，反腐当先并建立国家监察体制使反腐制度化。同时对人权活动的残酷镇压，意识形态和对信息和网络的过分钳制，以及对民间社会的新一轮党团渗透都直接指向习近平希望重新将中国社会，无论党内、党外，还是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置于其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习近平借十九大报告将这些过去五年对国家的控制举措向全世界表达出来。

习近平与其前任胡锦涛不同，不以经济议程优先，而更强调政治议程。习近平的“国家安全”概念保罗万象：任何可能导致失去政权，危害统治的行为均可纳入“国家安全”的考量范畴，这就不难理解，“腐败”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人权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信息和表达自由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在这样的“国家安全”管控之下，任何可能出现的官民互动都趋于刚性，减少了谈判的空间。而政府也并不吝于使用更严酷的专政手段去清除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一定程度上，这种刚性的互动，也使得国家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争夺趋于白热化。

在对待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习近平仍然运用了他的“依法治国”的政治主张。2014年颁布了《反间谍法》，2015年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包括2017年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不断的通过立法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使公民维权行为“刑罪化”，同时不断扩张警权，使中国成为警察国家。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与其一贯主张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形成强烈反差。可见中共的宣传口号与政治承诺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中国政府也在“自信”的同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严酷的镇压不和谐的声音。

结语       

十九大已经落下帷幕，习近平毫无悬念的开启了他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代表大会，它决定了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政治趋势。期盼通过最高领导人的更换，或者是根据大会所传递出的政治承诺与口号去乐观的估计未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这一点。“新威权”制度下的中国在习近平的下一个五年，将会面临更严峻的社会分裂。无论是强化意识形态、还是对各项公民权利的限制，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新官权与民权的冲突。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由内而外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被祛除，中国在面对人权指摘时的态度会进一步的表现出自大与傲慢。或者，可以假设，习近平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看到成为“世界领袖”的希望，而这一点是毛泽东想做而未得的。在这一点上，习近平确实有理由自信，而对中国的人权工作而言，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Photo credit: Remko Tan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