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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应开始公开报告中国人权状况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7 届会议因政治化而受到损害:45个国家就中国的人权危机发表联合声明,而中国则通过其外交盟友进行有针对性的攻击。来自非政府组织和许多国家的信息十分明确: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启动远程监测和公开报告向理事会提供客观信息。

在发出第一封有关新疆侵犯人权关注函的两年后,加拿大在人权理事会与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对话中,代表由45个国家组成的跨区域集团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些国家政府对广泛的严重侵权行为和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集体镇压”表示严重关切,包括联合国专家3月29日关于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的公开声明和最近关于曾被拘留的维吾尔女性古尔巴哈·耶利洛娃案件的信函中所记录的侵权行为。这些国家还“对国安法下香港基本自由的恶化和西藏的人权状况深切关注”。这个跨区域集团敦促中国:

    • 允许包括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观察员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
    • 紧急执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新疆的八项建议,包括停止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任意拘留
    • 遵守其人权义务,包括在香港和西藏

尽管后来乌克兰据报道因北京威胁要扣留疫苗而退出了这份声明,但不断增加的支持(44个国家)表明全球对中国人权危机的关注不断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国家声明中呼吁中国确保 “新疆局势更加透明”,土耳其“加入国际社会共同呼吁高级专员对该地区进行有意义的、全面的、不受限制的访问”。

然而,北京试图将这场辩论重塑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抗,再次动员了其外交盟友。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发表了反对 “外部势力干涉 “香港、新疆和西藏的(第二份)对抗声明

 在过去的两年里,联合国人权系统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多达50位联合国专家的大量信件和声明,联合国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信件,以及联合国妇女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审议

这不是“中国对西方”的问题,而是事关数百万受害者的命运,他们的家人,以及努力结束有罪不罚现象的勇敢的捍卫者。然而,很少有这么多的联合国机制发布如此重要的信息,而国际社会的反应却如此之弱。
戴海彦,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项目专员

在进一步的动作中,中国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和斯里兰卡发言,呼吁 “彻底和公正地调查在加拿大发生的所有针对土著人民的犯罪案件”。加拿大大使莱斯利·诺顿在答复中承认,当局 “在历史上通过同化政策和做法剥夺了土著人民的权利”,而且他们“仍然面临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正”。

加拿大没有反驳指责,而是展示了一个坚定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承认侵犯人权的严重性,接受国际审查并与之合作,并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解决这些问题。
莎拉·布鲁克斯,国际人权服务社项目主任

高级专员的角色举足轻重却又难以捉摸

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外交中,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应该坚持原则,而不受政治干预。在向理事会通报最新情况时,她再次表示“将继续与中国讨论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方式,包括有意义地访问”,并“希望今年能够成行,特别是在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不断出现的情况下”。

在与高级专员的对话中,国际人权服务社代表25个人权组织发表了一份民间社会联合声明,重申 “访问不是有效监督、公开报告和问责的先决条件”。高级专员要求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已经接近三年了,这些团体敦促高级专员正视进展甚少的现状,并依据其独立授权,仿效巴切莱特前任在委内瑞拉(2017年)和克什米尔(2018年)问题上采取的步骤,“紧急加强远程监测并启动公开报告”。

高级专员还要让受害者等待多久才会采取主动措施?证据的分量以及针对维吾尔人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严重指控都要求高级专员立即开始远程监控和公开报告。
戴海彦,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项目专员

 

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

在国际社会关注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香港人的命运时,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的处境仍然恶劣。早在2020年12月,联合国专家就表示 对人权捍卫者和律师受到的令人震惊的待遇表示极为失望“。

最近,4月28日,由人权捍卫者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牵头的八名联合国专家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内容是关于“十七位人权捍卫者因从事人权捍卫工作而被以国家安全罪判刑或正在接受调查审判”。

在信中,专家们表示 “严重关切滥用刑事立法判处长期监禁的案例”,通常是十年以上的徒刑,并列举了一系列“需要立即关注”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

    • 任意羁押,例如对维吾尔学者 伊力哈木·土赫提,“根据《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主要是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但也有间谍活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寻衅滋事等”
    • 强迫失踪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定居所监视居住,例如 常玮平, 丁家喜,或 高智晟(自 2017 年 8 月 13 日起失踪)
    • 酷刑和虐待,包括长期单独监禁、“食物不足和监狱条件恶劣”
    • 缺乏 “获得适当医疗和治疗的机会“,特别是当健康状况 “威胁到生命 “时,例如对公民记者黄琦
    • 对正当程序的挑战,包括未经司法审查的长期审前拘留,以及缺乏接触律师的机会—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条例的指导下,还是因为律师已被取消资格。
我丈夫丁家喜倡导中国公民践行国际公约和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为了这项工作,他受到了骚扰、监禁和酷刑。我丈夫的情况是中国针对许多人权捍卫者和其他人群所采取的典型做法。
罗胜春,中国活动人士丁家喜的妻子

专家们指出,中国《刑法》规定的国家安全罪中的 “颠覆 “或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的罪名过于宽泛,是用来治罪人权捍卫者的。他们详细说明了这些罪行如何没有通过合法性和相称性的门槛,因此违背了中国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

截至 7 27 日,政府626日的答复仍在翻译中。

2019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指出 ,“发现有多起违反国际拘留规范的案件,表明存在系统性任意拘留的问题”。

各国可能希望在谈到中国时避免“政治化”,但这不能无视联合国专家报告涉及到针对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人权律师和捍卫者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莎拉·布鲁克斯,国际人权服务社项目主任

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加强远程监测并公开报告中国人权状况
    • 各国共同对联合国机制和民间社会报告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注,并敦促高级专员开始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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