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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问责制:延迟的报告与承诺的访问,高级专员处于中国问题的十字路口

随着联合国专家和各国政府重申对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忧,联合国高级专员宣布原则上达成协议进行国家访问,然而她却迟迟未能发布期待已久的关于新疆维吾尔地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其中一些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

各国、联合国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呼吁关注中国严重和系统化侵犯人权的行为

除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给予高度关注外,人权理事会第 49 届会议开幕伊始即提出了对中国人权危机的严重关切。来自法国、新西兰和美国的高级政要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发布高专办关于新疆维吾尔地区的报告。土耳其和丹麦外交部长与他们一起呼吁联合国能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

芬兰、捷克、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卢森堡和冰岛七个代表团对西藏和香港猖獗的侵权行为以及全国各地对民间社会的镇压表示进一步关注。相比之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了北京的一些新老盟友的称赞,即朝鲜、斯里兰卡、老挝、亚美尼亚、科特迪瓦、肯尼亚、马尔代夫、南苏丹、莱索托、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奥诺拉·尼伊兰(Fionnuala Ní Aoláin)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反恐背景下秘密拘留的报告中强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大规模任意和秘密拘留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独立的人权评估和问责”。

当国家的做法引起对可能发生系统化和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担忧时,特别是在它们可能达到危害人类罪的门槛时,必须保证自由和不受阻碍的访问、有意义的实况调查任务和严密的审查。
菲奥诺拉·尼伊兰(Fionnuala Ní Aoláin),联合国在反恐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特别报告员重申了“对此类场所条件的持续关注,包括‘再教育’的做法,这种做法侵犯了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权、涵盖强迫分离在内的家庭生活的完整性、言论自由、结社自由 、拥有和实践宗教信仰的权利、文化权利和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尼伊兰明确表示,“用‘再教育’防止极端主义的说法来正当化大规模的拘留和单独监禁,这不符合政府的国际法义务”。

在人权理事会与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对话中,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呼吁关注中国在法律和话语中滥用“国家安全”来为影响深远的侵权行为辩护——包括大规模拘留和迫害维吾尔人和藏人,任意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权捍卫者。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巴切莱特加强人权高专办对中国强迫失踪的监控,尤其要关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

声明完整版见此

 

受害者和人权组织都在等联合国关于维吾尔地区的报告

在 3 月 8 日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国际人权服务社与近 200 个人权组织一起敦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立即发布高专办于2021 年 9 月承诺发布的关于新疆维吾尔地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

巴切莱特在 2018 年 9 月首次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情况时,首次表明她打算报告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侵权行为,要求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从那时起,她就没再公开表达对中国国家情况的强烈关切——这与她上任以来对其他一些国家情况的报告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人权捍卫者、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民遭受的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高级专员保持相对沉默,这令人深感遗憾。不能让中国所谓“友好”访问的谈判胜过对严重和系统化侵权行为的报告和问责,其中一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
菲尔·林奇(Phil Lynch),国际人权服务社主任

2021 年 9 月,巴切莱特“遗憾表示无法报告这方面的进展”,她证实高专办正在完成对有关 [新疆] 严重侵犯人权指控的既有信息的评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 的发言人于12月表示,该报告将在“几周内”发布。

此后,人权组织和一些政府一再敦促巴切莱特发布这份报告。根据与人权高专办关系密切的外交人士的可靠消息表明,该报告已于 2021 年 9 月完成。

对于确保能够以人权关切而不是政治关注为首要基础来讨论和处理这一局势,联合国的新疆报告至关重要。高级专员和联合国本身必须采取有原则的方法,表现出应对大国人权危机的意愿和能力。
菲尔·林奇(Phil Lynch),国际人权服务社主任

高级专员在 3 月 8 日在人权理事会的讲话中表示,她与中国达成了一项访问协议,“预计将于 5 月进行”。然而,她未能就高专办报告的发布提供任何更新

相较之下,非政府组织、特别程序[1] 和条约机构[2]多年来收集了多样和广泛的信息,详细说明了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甚至种族灭绝罪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2020 年 6 月,50 多名特别程序专家呼吁“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中国境内的基本自由”,包括由人权理事会建立“一个公正而独立的联合国机制,每年密切监测、分析和报告人权状况”。他们重申了对一系列问题的严重关切,包括“对民众的集体镇压,特别是在新疆和西藏,律师被拘留,全国人权捍卫者被起诉和被失踪”。

 

进入中国,但要付出什么代价?

巴切莱特宣布,“人权高专办预访问小组”将于 4 月出发去中国,为她的逗留,“包括对新疆和其他地方的实地访问做准备。” 她指出,“准备工作必须考虑到新冠疫情的规定。”该国现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感染,根据其“新冠清零”政策采取了高度限制性的措施,包括在几乎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实施局部和全市范围的封锁,以及对国际游客进行 21 天的隔离。

令人担忧的是,在她宣布即将发布那份期待已久的报告的六个月后,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它。巴切莱特对中国的访问——根据之前的先例来看不太可能真正的“不受限制”——并不是作为借口,进一步推迟迈向问责制的第一步和关键一步。
Raphael Viana David,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项目代理经理

巴切莱特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最新消息并未表明与中国当局谈判的条件是否允许她能像之前所呼吁的那样不受阻碍地进入

尽管中国做出了承诺,但许多因素引发了人们对这些条件——具体细节仍未披露——能否得到有效满足的严重担忧。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一样,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报复”与联合国合作或寻求与联合国合作的个人和团体的年度报告中最常提及的国家。在 2020 年的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实施“模式化报复”的 11 个国家之一。2021 年 9 月,助理秘书长兼报复问题联络人伊尔泽·布兰兹·科里斯(Ilze Brands Kehris)记录并报告了涉及“对遭受报复和恐吓受害者进行拘留的严重问题”的五个国家,中国正是其中之一。

在 2016 年对中国进行国家访问后,当时的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强调了“政府与特别报告员之间对特别程序访问的条款存在误解”。他在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详述了使他“无法以任何程度的自由或保密性与绝大多数民间社会成员会面”的措施,其中包括政府:

  • 认为自己“全权负责决定访问议程的每一个细节”
  • “建议他不要与民间社会组织直接联系来安排会议,并要求提供举行的任何非公开会议的全部细节”
  • “警告[他]不要与政府认为‘敏感’的人会面,这些人也被警告不要与[他]会面”
  • “经常派扮作普通公民的安保人员跟着[他],因此几乎不可能与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私下会面”

江天勇律师自2016年8月在北京与特别报告员奥尔斯顿会面后被拘留近三年,在他2019年3月刑满出狱后,奥尔斯顿谴责了这种对江天勇的骚扰。时至今日,江律师仍被非法软禁,并受到严密监视。

中国政府经常重申其立场,即只允许高级专员进行旨在“促进交流合作”的“友好访问”,而不是“推定有罪的所谓‘调查’”。

一旦她在中国的行动受到限制,这就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对独立调查和问责几乎没有好处。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应该明白,除非满足某些条件,否则她不会获得民间社会的支持。
Raphael Viana David,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项目代理经理

4 月 19 日,国际人权服务社与包括维吾尔族、藏族、香港、中国大陆和国际组织在内的 60 多个人权组织发布联合声明,在高级专员宣布访华计划成行之前,列出了主要期望和要求,以及高专办拖延发布关于新疆维吾尔地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的状况。

[1] 特别程序来文  CHN 13/2018; CHN 21/2018CHN 18/2019; CHN 14/2020; CHN 18/2020; CHN 21/2020; CHN 4/2021; CHN 5/2021,以及 2021 年 3 月 29 日的新闻稿。

[2]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结论性意见(2018 年)和后续信函(2020 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CESCR),问题清单(2021 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问题清单(2021 年)。

[3] 除其他资源外,这些标准借鉴了“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代表实况调查团的职权范围”[E/CN.41998/45 附录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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