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服务社新报告揭露中国阻挠公民社会参与联合国机制行径

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组织是全球人权事业、可持续发展及民主问责的重要贡献者。他们在联合国的参与不仅提供关键专业知识，强化国际社会对人权侵犯的应对，也为受害者及受影响群体发声。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党国体制对国内公民社会的压制日益加剧，并系统性地打压异见及强化集权统治。联合国，尤其是设于日内瓦的人权机制，成为中国人权捍卫者为数不多可用于开展倡导、提出证词、记录侵权行为并表达关切的平台。 

国际人权服务社在其长达57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积极阻止独立非政府组织取得联合国咨商地位、进入联合国场所、在人权理事会发言或与外交官会面。北京亦系统性地对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者进行报复，并持续限缩本已有限的公民社会空间。报告重点包括：

• 中国是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中阻挠行为最为严重的成员国之一。其大量利用对申请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出问题，触发申请延期。2020至2024年期间，中国共提出747项问题，占所有质询的18%，2024年激增至28%。中国至少造成15个非政府组织申请被长期搁置，时间长达八年以上。中国系统性地阻挡使用“错误”术语描述台湾、香港、澳门或西藏的非政府组织，并与“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中立场相近的成员国合作，推迟处理涉及“敏感”人权议题之非政府组织的申请，广泛影响来自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涵盖各类主题的人权组织，尤其是那些其政府与北京具有不同程度政治倾向一致性的国家之组织。
  
• 自2018年起，中国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GONGO）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人权机制中的参与激增，与美国于2018年退出人权理事会后中国在相关机制中影响力的上升相伴随。中国已有近百个GONGO获得联合国认证，这些组织占据本就极为有限的公民社会空间，取代真正独立的声音，转而放大北京关于人权的官方叙事，否认并转移联合国所记录的人权侵犯批评。2018至2024年间，中国GONGO在人权理事会口头发言的次数增长了16倍；截至2024年，理事会每25次NGO发言中，就有一次来自中国GONGO。在个别情况下，GONGO亦参与恐吓与报复行为，试图为国家规避直接责任。2024年3月，在一次人权捍卫者与联合国官员之间的闭门会议召开前夕，四名GONGO代表曾出现在国际人权服务社办公室，即为一例。
  
• 中国是联合国秘书长报复行为年度报告中，针对与联合国合作人士实施报复行为最频繁的国家之一。2010至2024年间，报告共记录41起涉及中国的报复案件和情况，均仍未获得解决，即中国政府未对任何一案作出补救。受害者多为维吾尔、藏人、香港民主倡议人士，或推动严重人权侵犯追责的倡导者，其中逾三分之二为女性。这些报复行为常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具有惩罚性质，意在对潜在参与者产生寒蝉效应，形式包括在联合国场所进行监控及骚扰、在联合国会议中抹黑活动人士、限制出境，甚至报复其亲属。此类行为目的不仅在于惩罚当事人，也对有意参与者产生寒蝉效应。随着香港通过更为严厉的国安法，自我审查现象日益加剧，27%的案件因担忧后续报复而被匿名处理，。
• 中国常以程序手段打断NGO在理事会发言，2021至2024年间至少提出22次程序动议。同时，中国亦透过外交照会，向其他会员国施压，要求其避免与特定公民社会人士会面，尤以维吾尔倡导者为甚。
• 中国在加强联合国报复机制应对能力及保障公民社会空间的谈判中，采取对抗性立场，反对推动相关改革。
  

这些行径严重破坏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公正性与效能，为其他倾向威权治理的国家树立了恶劣先例。当前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多端，愈来愈多国家——包括一些传统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趋向效仿中国做法，对全球独立公民社会构成广泛而深远的威胁。 

对此类行为有力且一致的联合国及外交回应至关重要，以保护人权捍卫者安全，并维护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公信力。尽管已有多个联合国机制及会员国公开或私下表达对中国报复行为的关切，提高了其进行报复的政治成本，但联合国机构对个案的长期持续跟进仍需加强。 

虽然本报告以中国为重点分析对象，但所揭示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基于本报告的研究，国际人权服务社向联合国相关机构及会员国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旨在抵御对公民社会空间的干预与限制。这些建议旨在改进联合国程序，防止任何国家操纵国际机制以压制独立声音。其中，GONGO的不断扩张构成复杂的挑战，因应机制必须在不妨碍真正独立公民社会组织正常参与的前提下，有效识别国家代理组织。 

国际人权服务社的建议包括： 

• 改革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提高其透明度，防止滥用延期程序，并确保独立非政府组织公正地获取联合国参与渠道。 

• 强化对报复行为的应对机制，包括在联合国场所发生事件的即时反应，加害方的公开问责，及对未决案件的长期跟进。

• 有效区分独立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代理组织，遏制GONGO影响，并加强对其活动及影响力的记录。

• 强化人权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措施，使公民社会的参与更安全、更具包容性及免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