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审查中，各国指出了一系列暴行罪行和普遍的镇压

当中国代表在联合国面临对其人权记录的质疑时，他们加倍否认多年来经过联合国审查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了一长串侵犯人权的行为，从对中国大陆和香港人权捍卫者的普遍镇压，到对维吾尔人可能犯下的反人类罪以及对藏人的文化同化。

一个由六十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普遍定期审议（UPR）——各国相互审查彼此的人权记录并提出进展建议的联合国机制——会议的开场讲话中吹嘘了数量众多但值得怀疑的成就，并以“干涉”和“诽谤”的指控回应了批评。中国代表表示，自 2018 年上次审查以来，他们已经批准了 51 项新法律，并修订了其他 113 项立法，并声称已确保“没让一个人被遗漏或掉队”。

尽管中国努力游说各国政府重复自己的谈话要点，而且会议的形式也很有限——只允许发言者有 45 秒的时间——但至少有 50 个国家就紧急问题向北京提出了大量、具体和详细的建议。

其中包括明确呼吁暂停或彻底废除死刑；允许联合国人权特使和任务负责人不受限制地进入该国，包括新疆和西藏；支持中国批准并有效实施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人权条约；结束广泛的审查制度，废除阻碍民间社会、记者和律师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措施；废除过于宽泛和任意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并结束这些地区广泛记录的拘禁和家庭分离做法。

西藏行动研究所和西藏倡导联盟的代表的拉东·特通（Lhadon Tethong）表示：“中国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暴行罪的惩罚，包括将一百万藏族儿童关在旨在消除他们身份的强制寄宿学校系统中，但今天的联合国审查显示，各国政府愿意追究北京的责任。 在中国审议中为西藏发声的联合国会员国数量急剧增加，这表明中国的同化主义政策对西藏人民构成了生存威胁。”

包括法国、瑞典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七个国家响应国际人权服务社的长期呼吁，也敦促北京结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的做法——联合国专家将这种做法称为强迫失踪的一种形式。

引人注目的是，此次审查发现与中国缺乏与联合国系统有意义的合作有关的建议激增：阿根廷是呼吁中国落实公正的联合国机构的关键建议的 20 个国家之一，其中包括人权高专办的新疆报告，以及种族歧视、妇女权利、经社文权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包括秘鲁、巴拉圭和巴哈马等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约 13 个国家政府也敦促中国接受联合国“特别程序”专家提出的众多悬而未决的访问请求，但中国仍必须对这些请求做出回应。其中一些国家强调，北京应该提供不受限制的准入和任何需要的信息，墨西哥则呼吁“按照联合国[此类访问]的职权范围”。

“通过响应联合国自己的建议，并呼吁联合国专家不受限制地进入，今天所有地区的政府都让北京有责任表明它是否愿意在联合国系统中成为建设性的参与者并遵守规则，” 国际人权服务社中国项目经理拉斐尔·维亚纳·大卫 (Raphaël Viana David)说道，“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建议与发展中国家平常一致支持的看法相反：尽管北京方面有这样的说法，但这不是‘西方与中国’的问题，而是尊重基本权利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在审查之前试图限制民间社会的空间，包括发出一份普通照会，要求日内瓦联合国安全部门不允许“反华”活动人士名单进入。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入场还进一步受到中国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指的是与政府结盟的组织或政府分支机构）的压倒性存在的限制。

“中国大使在结束今天的审查时指出，落实联合国机构调查结果的建议“基于谣言和谎言”，这一点非常能说明问题。”维亚纳说道，“这也说明了中国仍在大力限制非政府组织进入联合国，并威逼其他国家人云亦云地重复其谈话要点。对于一个希望被视为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的国家来说，这不是大家所期望看到的行为。”

另一方面，北京的特使得到了友邦的支持。他们的代表轮流宣读中国的谈话要点和“全过程民主”等模糊概念，利用发言时间祝贺中国，鼓励“继续”其人权政策，或者就一些小问题提出友好的、无争议的问题。非政府组织与会者对土耳其、保加利亚、斐济、巴拿马和马拉维等国的立场深感失望。

“看到穆斯林国家赞扬中国持续的发展努力，却不提及对维吾尔人的宗教和文化迫害，这是可耻的。普遍定期审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认识到那些有道德尊严的人和那些决定对种族灭绝视而不见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尔坤·艾沙 (Dolkun Isa) 说。

尽管面临北京方面的压力，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仍然表达了明确的关切，包括墨西哥、智利、巴拉圭、阿根廷、秘鲁和马绍尔群岛；哥斯达黎加进一步建议北京取消对非政府组织的过度限制。

“我们非常高兴有 11 个国家向中国提出有关 LGBTQ 活动人士的问题。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系统性地打压和骚扰本国的 LGBTQ 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捍卫者。国际社会需要持续关注这一问题。”LGBTQ 活动人士 KK 回应道。

其他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政府，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冈比亚、伊拉克、卡塔尔和哈萨克斯坦，都以更友善的建议来掩饰担忧，提出“保护文化特征”、“促进文化多样性”或“保护文化遗产”。厄瓜多尔和至少另外四国政府进一步建议中国更好地规范其海外商业活动，以防止侵犯权利，并考虑在其发展政策中采取“基于人权的方针”——这与北京试图在联合国强行推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方针相悖。

总共有 160 多个国家提出了在对中国进行审议期间发言的请求。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主任任磊 (Renee Xia) 表示，“我们赞赏各国强调中国境内勇敢的人权捍卫者的困境，他们因试图参与普遍定期审议而遭到噤声和迫害。在 2013 年的普遍定期审议中，曹顺利为坚持让独立的意见能在这个会场里被听到而付出了生命的终极代价。”

乔治敦亚洲法律中心香港研究员黎恩灏 (Eric Lai) 表示，“中国实施国家安全法后，更多国家遵循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建议，提出香港人权状况恶化的问题，这是非常积极的。这反映了他们对国际人权义务的尊重。如果中国和香港当局希望赢得国际社会更大的尊重，就必须遵循这些专家的建议。” 

本届会议结束后，中国政府必须审查收到的建议，决定是否接受并承诺落实或拒绝的建议，并向人权理事会第 56 届会议（2024 年 6 月）报告。2018 年，中国表面上接受了很大比例的建议，但明确拒绝了与严重侵犯人权有关的措施，包括维吾尔人和藏人的权利，以及拒绝与联合国人权特使和机构合作。

根据普遍定期审议规则，中国预计将落实其选择接受的建议，并在 2029 年下届普遍定期审议会议之前落实。联合国规则还鼓励接受审议的国家在上一次和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会议中间发布一份“中期报告”，报告执行情况——这是中国在过去的审议中从未做过的事情。

这是中国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上一次是在 2018 年 11 月。当时，在联合国委员会揭露大规模维吾尔人拘留营的存在几个月后，各国纷纷表示谴责。自那时以来，一系列联合国人权机构都记录了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国际人权服务社已将其整理汇编在资料库页面，可以在此处查阅。

国际人权服务社在这份简短的信息图表中总结了中国过去审查的所有要点以及近期记录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对媒体报道的建议。

国际人权服务社对普遍定期审议的实时报道在此处可查阅。所有的建议均可在此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