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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现代法治国家都必须确立公正的法律体制，只是在极权统治的国度里，当权者拒绝接受法律的公正制约，并长期对捍卫公民权利的律师作出迫害和打压，随时随地不惜违法向他们进行拘捕。中国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余文生律师，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2014年，余文生替占中支持者维权；2016年，他为多位“709案”的维权律师（包括王全璋）代理案件；2017年底至2018年，他公开呼吁修宪改革。
他长年为人权法制付出，换来牢狱之灾，同时获得国际认同。在2018年11月获得德国和法国政府联合颁发的人权法治奖项，2021年2月获颁“2021年度马丁恩纳斯人权捍卫者奖”。
替占中支持者维权
余文生是个目光炯炯，说话清脆俐落的人，他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大概长年经历崎岖不平的维权之路，被拘捕和跟踪的折腾。
他曾不下一次说过，走上此路全然是被迫不得已的。1967年出生的他，1999年通过律师考试之后一直从事商业诉讼，一直“循规蹈矩”，以他的说法是“不愿意和制度硬碰，不愿意正面冲突”，只是当局实在违法了他才采取对抗。
2014年9月28日，香港发生了一场由占领中环演变成雨伞运动的争普选事件，北京维权人士知道消息后，在翌日的饭聚中举牌支持，然后把留影照片发到网络上去。
没想到，9月30日之后，举牌人士一个一个被当局抓去，被疯狂地连续讯问。曾经被抓的维权公民韩颖，就是连续九个日夜不让睡觉接受疲劳讯问的其中一人。过程中不断被问：你们为什么要支持香港？是谁给你们提供资金？有没有幕后操纵者？
普选是普世价值。
中国公民向香港抗议者表示支持，以此表达对他们的声援和鼓舞他们的士气。
然而，因此被抓去的维权公民前后达一百多人。
当时，余文生和其他维权律师纷纷赶去帮忙，法律规定48小时之后一定要让律师会见当事人，可余文生一直不能与当事人接触，当局还着他回去等通知，他却死硬不肯离去，滞留在丰台看守所门前至凌晨，以示抗议。
当时，当局从没见过律师敢滞留在看守所门前不走。
10月13日，当局以涉嫌支持占中把他抓去，关在大兴99天，期间被讯问二百多次，有时讯问时间长达十七八小时，他戴上手铐，连续长时间审讯，手肿得非常厉害。
关押期间，他曾经被关在死囚牢，与死囚擦身而过嗅过死亡的气味。他曾表示，“2014年12月30日，一个死囚就从我们监室里走出去，就那么一瞬间，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也应该去。”
但对于余文生来说，死亡不可怕，他更不能抵受的是滥权不讲理，用酷刑手段逼压无罪者。
他相信，法律应该是推动民主的的手段。
九十年代中国也尝试提倡依法治国，法治也曾稳步向前，余文生说，那时可以告法院，告政府，都给立案。然而，中国法治之路，愈走愈歪曲。
自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中国的法制之路甚至急剧倒退，最新颁布的《慈善法》、《国安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据余文生理解，全部是恶法，“中国现在是依恶法治国”。
709第一反击律师
2015年7月9日， 曾代理多宗著名维权案件的北京锋锐律师行律师王宇被当局带走，她的手机发出了最后讯息：“凌晨 3 点家里突然断电了，接着 WiFi 断了，然后就听到有人撬门的声音……”
中国法律界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也就是“709 大抓捕”之始。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国先后有三百多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捍卫者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监视居住、逮捕或失踪。
事件中，余文生律师亦受被捕律师王全璋太太李文足委托，担任王全璋的辩护律师，可整个过程中，余文生从没见过王全璋一面，通信也不可以。辩护律师不获知会任何消息完全违反法律程序。余文生的妻子许艳说，当时丈夫代理王全璋压力特别大，但他一直尽力。石景山区的国保阻止他去天津见王全璋，楼下一层停的都是他们的车，国保坐车里，不让他出门。但他还是想办法连夜到了天津，要求会见，结果再遭当局打压，他的律师执业证被当局注销，其成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亦被拒。
余文生没有在当天被抓捕，反过来，他在7月30日控告公安部和公安部部长，违法拘捕公民，成为事件中进行反击的第一个律师，但如此举措，触怒了公安。 2015年8月6日晚上，余文生被警察敲家门，他不开门，向警察要求法律手续，结果他们就用电锯锯门，几十个人冲进屋子，在余文生的孩子面前，把他双手背铐带走24小时。 24小时中，头10小时一直背铐，其余14小时正铐，坐着；亦被限制去洗手间的时间。
709之后，余文生曾有机会离开中国。
可他拒绝离开，他认为到国外去只能做政治难民，增加国际负担，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中国在国内，希望以律师身份尽一点微薄之力，促进当局步向法治之路。
他曾说，“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一步，也就没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
公开呼吁修宪改革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当天，余文生发布一封公开信：《建言中共十九大罢免习近平、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当夜就被抓捕，被约谈了四、五个小时才获释。 2018年1月，余文生公开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主张政治改革，倡议以更民主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再次遭警方带走并从此遭长期拘留。
2018年11月20日，中国当局将余文生的案件退回公安局补充调查。中国刑法允许刑事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警方补充审查；涉及人权捍卫者的案件，经常以这项措施延长对他们的拘留。
这段时间，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余文生，一直羁押在750多公里外的徐州。
从北京到徐州来回有一千五百多公里， 他的妻子许艳每20天就到徐州一次，为丈夫维权，她跑很多部门，看守所、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监察委，路途遥远艰辛。
但对许艳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余文生的名字在中国网络被屏蔽，搜寻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帐号也被封。就连许艳她的微博帐号也被封，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的名字，就发不岀去；在名字中间加上符号才可以发岀去，大家要为余文生发声也特别困难。
2019年2月初，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余文生；2019年5月，余文生已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秘密审判，当局在未通知其太太许艳下，聘请两位律师。法院也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在网站上发布有关审判的通知。 2020年6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当庭上诉，但同年12月被驳回，维持原判。
自余文生被捕以来，许艳一直没法探望丈夫。直至他在囚3年后的2021年1月，许艳才首度获准以视像方式探望丈夫，发现余文生牙齿脱落，右手严重颤抖无法写字，脸色有点白，似乎有点营养不良的状况。
在后来几次的探望中，她还发现丈夫经常挨饿、整日被罚坐等，并被禁止通信、购物等，看书也受限。
这段日子，许艳四出奔波为丈夫维权。 2021年11月，她向来自英国、欧盟等七国（或组织）的人权官员会面，汇报余文生案的情况，并请求帮助。
她要求南京监狱保障余文生放风权、治疗身体、让打电话购物加餐；要求2022年3月1日依法释放余文生回北京家里与妻子孩子团聚。
今年1月，她哀求当局让余文生探视弥留中的父亲，却不获批准，以致余文生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余文生曾说，有罪就判罪，没罪就放人，这是他的法治理念，当权者把他送进囚牢折腾，不外乎要他屈服，他却没有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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